美国当地时间4月30日，美国科学院发布消息，清华大学(招生办)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此前的25日，他还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京华时报》5月2日）

　　此前，施一公曾撰文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和科研文化问题而备受关注。现在，施一公当选美国双院士，自然再次引起关注，关注的焦点当然是中国的院士制度。

　　其实，我们在引进西方制度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改造我们固有的文化环境。院士本来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是一种荣誉，与权力、利益无关。尽管我国的院士制度也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仍然是“官本位”和权威崇拜。

　　因此，当院士制度“拿来”以后，我们的文化就在它上面附加了大量“新东西”。例如，某省规定，省财政为院士每人补贴20万元配备工作用车，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医疗费实报实销……类似的政策在每个省市都能找到。利益与权力的结合，必然产生诸多问题：弄虚作假、学术浮躁浮夸、盲目崇拜、腐败……

　　直到现在，传统的“官本位”和权威崇拜的文化仍然在社会上盛行，在其庞大的阴影下，院士制度终究难逃被异化的命运。即使我们断然废除了院士制度，我们的文化还会把其他的制度异化为“利益”与“权力”的附庸。例如，博士生导师制度不是也像院士制度一样，已经蜕变成了“学术官衔”了吗？！

　　历史证明，只有在无形的制度与有形的制度相适应、相一致的条件下，有形的制度才能真正得到“自动的实施”而不会变味。因此，我们在引进先进制度的同时，也要改造我们的文化传统，抛弃一切与现代文明不一致的东西。虽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